以下讲的是日本。中国何尝不是如此！
道德感薄弱,依靠外部强制力的“耻感文化”
“耻感文化”使日本外交具有敏感性,很大程度上是对外部世界行为的被动反应,同时也使日本外交很少考虑道德问题,具有很重的功利主义色彩
耻感文化是一种缺乏内心道德感制约的文化。在这种文化的指导之下,日本外交直接受利益的制约比较明显,而较少考虑道德因素,具有很重的实用主义色彩。在中华文化圈势力强大时,日本主动地争取融入;但是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对比之下,日本开始以作为东方一员为耻,提出“脱亚入欧”,同时加入西方列强的队伍,开始了向邻国的侵略扩张,给东方文明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二战结束后,日本并没有在战败问题上做深刻的反省。在外交上不时作出一些伤害亚洲邻国感情的举动。日本《朝日新闻》专栏作家早野就曾经指出从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看来,在亚洲邻国眼里,日本这个国家的道德还在受到质疑。
本尼迪克特曾把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加以比较,她认为与西方依靠人内心的罪恶感约束人的行为不同,日本文化是一种典型的“耻感文化”。这是依靠外部的强制力即外部对自己行为的评价来作用于人的心理进而反馈到人的行动的一种文化。因此,耻感文化比罪感文化更具有现世性,在这种文化下人的行为更讲究灵活性———始终以避耻为目标。
“耻感文化”在日本社会的作用, 表现为日本人道德观念薄弱。行为观念的是非与善恶不是按照一定的道德标准,从内心去评价,而是依据周围人对自己行为的反映来判断,对自己的行为缺乏自律性,因此,“耻辱感”可以说是日本人决定思维与行动方式的主要精神动力之一。[5]同时日本人由于没有绝对的道德感,缺乏恒定的善恶标准,行动随外部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容易给人以反复无常的印象。
耻感文化的产生究其根源是来自于日本民族的自卑感,由于自卑才过分地看重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因此日本人很注重名誉,对名誉十分敏感,有时把名誉看得比生命、正义还重要。对传统的日本人来说,“永恒不变的目标是名誉”,为了名誉,可以不顾事实,不分善恶。耻感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认为忏悔就等于自寻烦恼,因此在“耻感文化”的指引下,日本人的忏悔和“罪感”的心理比较淡漠,所怀有的内疚及悔过,往往是因为受外界刺激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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