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下的社会映像

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下的社会映像

　　美国社会学家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是一本特殊背景下写就的书。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人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日本，以便制定出战后对日本的政策，由军方资助学者对日本文化进行研究，《菊与刀》便是其成果之一。这本书从另一个视角细致地观察、研究了日本文化的各个方面。据介绍，日本学者并不同意书中的观点，但是，日本仍然于 1951年将此书列入了《日本教养文库》，至1963年在日本重印了36次，可见日本人对它的重视，以及此书在日本的流传之广。其实，这一做法本身，便证明了书中所提出的日本人“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的观点。在这一点上，日本人对待外来评论的态度是与我们不大相同的，典型的例子是，1972年我们曾邀请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来中国拍摄了一部记录片《中国》，但拍成之后不但不允许在中国放映，还对其公开批判了一通，直到32年后普通观众才能看到这部片子。最近，我通过网络看过这部片子后，并没有看出什么“恶意污蔑社会主义中国”的地方，不过是客观真实地反映了那时中国普通群众的生活状态和风土人情。

　　《菊与刀》在国内出版之后，同样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一些读书人甚至评论说，不读此书枉为中国人。此书之所以在文化界引起了那么大的反响，我想，原因大概有二，其一是我们现在也正像当年的美国一样亟须深入地了解日本，了解那个曾经对我们这个民族犯下了不可忘记的罪恶的国家；其二，从文化归属上讲，日本与我们一样，同属于东方文化体系，在文化成分上有些许相同之处，读一读这本书，多少也可以从中窥见一点我们的影子。

　　抛开书中的其它观点不说，从文化分析论上讲，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本尼迪克特在书中所提出的“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

　　所谓“罪感文化”，就是“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其发展人的良心的社会可以定义为 ‘罪感文化’。”从这个定义上来理解，意思就是在“罪感文化”社会中，人如果违背了那个“绝对的道德标准”就会感到是有罪的。这一点，与我们惯常所认为的“天主教”中的“人生来是有罪”的说法略有不同。但也还是能够从“罪感文化”的定义中得到解释，因为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一开始便违背了那个“绝对的道德标准”，听信了蛇的谗言，偷吃了禁果，犯下了罪恶，并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

　　然而，什么是“耻感文化”呢？本尼迪克特在书中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只是说“真正的耻感文化借助于外部强制力来行善。”根据本尼迪克特对“耻感文化” 零零碎碎的介绍，我想，所谓“耻感文化”，就是也有一个公认的道德标准，并且在外力的作用下依靠这一标准来发展人的良心的社会。相对于“罪感文化”，“耻感文化”更加依赖于外部的强制力来达到那个道德标准罢了。

　　由此，现在我们便可以来对比这两种文化的异同，并以此来观照分别由这两种文化所主导下的社会生活了。

　　没有疑问的是，不论是“罪感文化”还是“耻感文化”，它们的出发点和终极指向都是相同的，那就是为的都是“劝人向善”，并最终建立一个“善”的社会。劝善的方式都是使人在社会生活中，一旦违背了那个“道德标准”便有一种心灵上的不安，会有一种懊悔、羞耻和罪恶的感觉，同时使人为了解脱这种不安而不再犯下相同的过错或罪恶，从而达到减恶增善的目的。

　　但是，这两种文化在“导人以善”的作用机制上，却又有着重大的不同。

　　在“罪感文化”中，人一旦觉察到自己违背了那个“绝对的道德标准”，便会有一种深重的罪恶感，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恶行不被人发现，自己也会受到罪恶折磨，尽管这种罪恶可以通过忏悔来得到解脱。”也就是说，“罪感文化”中的那个向善的力量是以自发和主动为主的，那迈向善心世界的脚步，无须他人的催促便在灵魂的深处不停地向前迈进着。对此，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不朽名著《罪与罚》中，给我们细致地描述了这个过程。拉斯科利尼科夫开始认为，杀死那个年迈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伊万诺芙娜，把她的钱用于一个有志于改造社会的青年的学习，更有利于社会的进步。然而，等他真的用斧头杀死了那个以剥削他人为生的老太婆后，尽管他的恶行并没有被人发现，甚至警察已经捉住了两个嫌犯，可他却仍然深深地为这种罪恶而倍受煎熬。拉斯科利尼科夫自从走出那个血淋淋的现场之后，心灵上便一刻也没有得到安宁，罪恶感始终弥漫在他灵魂的每一个角落里。他想尽一切方法，比如他倾其所有来救助他人，他用不同的方式来折磨自己，可无论如何他都感到无法赎清那个罪恶。最后，他只好去自首，主动地在肉体上接受流放的惩罚，在精神上皈依上帝来救赎自己。在位斯科利尼科夫身上，我们感到了“罪感文化”的力量。

　　相比之下，“耻感文化”的作用方式便有些不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当他被当众嘲笑或遭到拒绝，或者他自己感到被嘲弄了。无论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量。但这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当事人感觉到有外人在场。”⑤这也就是说，“耻感文化”中向善的力量主要是依靠外部的促醒和推动，因此，它的被动的成分是主要的。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人，时刻需要有外部的舆论压力才能保持住“恶行所带来的羞耻感”，才会促其小心翼翼地处心向善。相反，如果缺少了外部的压力，“耻感文化”中向善的力量便不会像“罪感文化”中的那样大。

　　由于这种导向机制的不同，所以，在“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之下，自然也就有了不同的社会景象。

　　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的那样，在“罪感文化”下，常见的社会现象是人们习惯于忏悔。在拙作《忏悔的土壤》中我曾说： “忏悔是对人发露自己的过错，以求得他人的宽恕和容忍，是彻底、完全和自愿地改正过错的心灵基础，是对过错发自内心深处的自我惩戒。”人们通过忏悔来获得灵魂上的罪恶感的解脱，尽而达到心灵的净化和提升。与此相对应，在“罪感文化”中，人们也赞赏勇于承认错误、公开道歉和真诚悔过的行为。二战之后，德国的政治官员面对全世界人的目光，跪倒在犹太人受难碑前的行为，便赢得了人们的理解和认同。反过来，这种赞赏忏悔的做法，又对主动、自觉、勇敢地承认过错产生出激励作用，从而强化了“罪感文化”的力量。

　　在“耻感文化”中，要想使人们对过错保持羞耻感，则必须不断地保持住一种舆论的压力，形成一种“宣扬过错”的舆论氛围，使人感到周围有着无形而又无限的压力，觉得背后老是有人在看着自己，议论着自己，甚至用自己的过错或恶行在教育着别人，让他人引以为戒，在明里或暗里把他钉在了“耻辱柱”上，使其活着感到不安，即使死了也是“遗臭万年”。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社会生活中的“长舌妇”现象了。当然，这里并非是在歧视女性，所谓“长舌妇”，说的是爱在背后说三道四、拨弄是非、传播小话的人。这种人，有女人，也有男人。从“耻感文化”的角度上讲，这不但不是一种恶行，不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说，它还是“耻感文化”所需要的外部舆论压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耻感文化” 中需要这种人在明里暗里议论他人的短长，从而制造出“耻感”的压力来。所以，说一个人是“长舌妇”，并不让感到十分地厌恶，只是有一点反感而已，有些人甚至还喜欢它。不然，一种“恶俗”决不会历千年而依然活跃得很。当然，提起“长舌妇”，有的人可能有点儿厌恶，但这大多是在“长舌妇”议论到自己的头上才有的感觉，或者这种感觉才更强烈一些。
相反，一些人如果听到“长舌妇”在议论别人的“丑行、恶行、短处、不是”时，则听得津津有味，甚至暗地里感到自己比那个被议论的人在“道德”上高尚与纯粹得多。因此，在“耻感文化”中，人们是很难有个人隐私的，“耻感文化”很容易派生出“窥视他人隐私”的文化兴趣来的。

　　分析了“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的特点和作用机制之后，我们不妨分别来看一看这两种文化的另一面，或者说，看一下这两种文化在发挥其各自的作用时，是否存有先天性的漏洞。

　　从理论上分析，注重内省、内动的“罪感文化”，由于它以内因为主，应该说，只要这种文化发生作用，其运行机制是比较周密的，没有多大的漏洞可寻。一个人只要犯下“罪恶”，违背了那个“绝对的道德标准”，无须外力的参与，灵魂上便会感到不安。只要“罪感文化”这台机器运行起来，便很难从罪恶感中逃脱出来。而“耻感文化”便不同，因为它需要有外人在场，需要外力的启动，这就给人留下了“脱耻”的暗道。其方法就是只要使自己的恶行不让人知道，或者是制止了别人的议论，便感觉不到那种耻辱之感了。

　　因此，乖巧的人，做下了恶事，有了恶行之后，首先想到的是“千万不能让人知道”，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去隐瞒、隐藏、掩盖他所做下的丑行、恶行。一般说来，在“耻感文化”社会中，媒体舆论是很难开展“负面报道”的，原因就在于虽然这种文化需要舆论压力来促成耻感，但由于这种耻感是外加的，而不是内生的，所以人们总是愿意用相应的手段来逃脱这种耻感。近年来，“神道文化”盛行，各地庙宇香火旺盛，进庙烧香拜佛者络绎不绝，许多人家中的内室里还供有佛龛，但这些都不是用来忏悔的，而是用来祈福求运的。因为一些人做起事来是讲究“神不知鬼不觉”的。“脱耻”的另一个方法便是不认事实，对做过的事情百般抵赖，赖掉以后便不以为耻。与德国人相比，在对待二战罪行上，日本人至今也没有痛痛快快地承认他们在中国犯下的滔天大罪，更不以为此而感到耻辱，也看不到他们诚心改过的态度。所用的法子就是抵赖，篡改历史教课书，隐瞒历史真相，对别人举出来的铁证视而不见，可以说，这正是“耻感文化”本身给他们开出的后洞。为了弥补“耻感文化”本身的这一不足，便有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之类的警语，而且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四知”官员奉为守官德的楷模，历久诵扬。但想一想，这种方法则又流于 “罪感文化”的套路中去了。

　　于是，在“耻感文化”社会中历练得精熟之后，便会生出各种各样的招术，主动地来打通和扩大“耻感文化”的另一面，也就是“脱耻”的通道。因为，即使是惯常在“月黑风高夜”杀人越货的“黑老大”，只要他行事机密，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或者即使走漏了风声，也会运用强力“封了口”，那么，在社会生活中他也仍然可以把自己装扮成“道德完人”。所以，我担心这种对付“耻感文化”的法子发展到极致，“耻感文化”也就可能只剩下了一面好看的旗子。原因在于，在这种文化下生活的人们，只要达成一个集体的协议，“你不说我，我也不说你”，把外部的舆论压力全部消解掉，那岂不是很容易达到“耻感文化”中所要求的那个“道德标准”么，如此，“人人皆圣贤”的社会也就来到了眼前。